得格外浓酽。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有些烫，舌尖被灼了一下，微微发麻。
“顾小姐，”她放下杯子，“你约我来，不会只是为了告诉我沈砚舟跟你说了什么。”
顾晓曼笑了。那个笑容很淡，但很真，嘴角微微翘起，眼角的泪痣跟着动了一下。
“你果然和他说的一样。”她说，“不绕弯子。”
她从身旁的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鼓鼓囊囊的，里面显然装了不少东西。
“这是沈砚舟五年前和我父亲签的那份协议。”顾晓曼把信封推到林微言面前，“原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我父亲的保险柜里拿出来。”
林微言看着那个信封，没有去碰。
“你为什么要拿给我看？”
顾晓曼沉默了一会儿。她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像是在组织语言。
“因为我觉得，有些真相，不应该被埋在保险柜里。”她说，“五年前，沈砚舟的父亲被查出重病，需要去国外做手术。手术费用加上后续治疗，总共需要将近八百万。他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刚毕业，没有积蓄，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那套老房子，但那是他父母一辈子的心血，他不想卖。”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那时候我父亲正好在找一个法律顾问。不是普通的法律顾问——是那种能帮他在一些灰色地带做事的人。他看中了沈砚舟。年轻、聪明、有野心、缺钱。这种人最好控制。”
林微言的手指在茶杯上收紧了。
“协议的内容很简单。”顾晓曼说，“我父亲出钱帮他父亲治病，沈砚舟为顾氏集团工作五年。但有一条附加条款——”
她顿了顿。
“五年之内，不能和你联系。”
咖啡馆里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是一首很老的英文歌，女声慵懒地唱着，歌词模模糊糊的，听不太清。窗外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光斑的边缘正好切过那只信封，把“沈砚舟”三个字照得发白。
“我父亲需要一个没有牵挂的人。”顾晓曼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不需要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律师。他需要一把刀。刀不能有把手，不能有鞘，不能有任何人能握住它。”
林微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更重了，重得有些涩。
“你和沈砚舟——”她问。
“没有任何关系。”顾晓曼接过话，“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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