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那日，国子监举行经筵辩论。
这是每年春、秋两季的大典，由当世大儒主持，监生可就经义发表见解，若言论出众，甚至可能直达天听。
今年主持经筵的，是翰林院学士、太子太傅宋濂。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首辅张巨鹿竟也亲临观礼，坐在屏风之后。
辩题由宋濂提出：“《盐铁论》中，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于今治国，孰者为要？”
此题涉及国策根本——盐铁专卖乃离阳重要财源，但民间多有非议，认为与民争利。
监生们踊跃发言。有支持大夫者，言：“盐铁之利，关乎国用。无此财源，边疆军费何出？灾荒赈济何来？”
有支持贤良文学者，则引孔孟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治国当以仁义为本，岂可汲汲于财货？”
辩论渐趋激烈，但多流于空谈，引经据典有余，结合实际不足。
屏风后，张巨鹿微微摇头。
就在这时，一个清冷声音响起：
“学生以为，大夫与贤良文学之争，本非对立。”
众人望去，只见徐梓安从后排站起。他今日未穿裘衣，只着青色监生服，身形更显单薄，但站得笔直。
宋濂抬了抬手：“请详述。”
徐梓安行礼，缓缓道：“盐铁之议，表面争利，实则争道。大夫主官营，是见当时民间豪强垄断盐铁，欺压百姓，朝廷收归官营，可平物价、抑豪强。贤良文学主民营，是见官吏腐败，官营之后，质次价高，反害百姓。”
他顿了顿：“故二者之争，不在‘该不该营’，而在‘如何营’。若官吏清廉，监管得力，官营可利国利民；若吏治腐败，则不如民营，至少民间尚有竞争。”
这番话鞭辟入里，不少监生陷入沉思。
宋濂追问：“依你之见，当今盐铁之策，当如何改进？”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涉及朝廷现行政策。
徐梓安沉默片刻，道：“学生浅见，可分三步：其一，清查盐铁账目，严惩贪腐，此为先决；其二，在吏治清明之地，维持官营，但引入民间监督；其三，在偏远或腐败严重之地，试行牌照制，允许民营，但课以重税，充实国库。”
他声音平静，却字字如锤：“归根结底，盐铁之争，实为吏治之争。吏治清，则百策通；吏治浊，则良策亦成恶政。”
全场寂静。
屏风后，张巨鹿手中的茶盏微微一颤。
这少年不过十岁，竟能跳出“官营vs民营”的窠臼，直指吏治核心。更可怕的是，他提出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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