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秋天来得总是很突然。昨天还是三十度的闷热，一夜之间气温就跌到了十八度，满街的梧桐树像是集体收到了什么秘密信号，叶子齐刷刷地开始变黄，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在写字楼前的广场上，像一层金黄色的地毯。笑媚娟站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拿着钥匙，盯着那扇玻璃门看了很久。门把手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指纹锁的屏幕上显示电量不足，红色的电池图标一闪一闪，像一只困倦的眼睛。
她走了三个月。三个月前她离开的时候，走廊里的绿萝还长得很好，藤蔓顺着格子间之间的矮隔断爬到对面的工位上，保洁阿姨每次经过都抱怨，说这藤蔓长得太快了，再这么长下去就要把人缠住了。笑媚娟不信邪，从阿姨手里接过剪刀比划了两下，看了看那些嫩绿的叶片，最终还是放下剪刀，只是把藤蔓往另一边拨了拨，说了句“再长长看”。现在她回来，那把剪刀还搁在花盆旁边，刀尖上粘着一片已经干透的碎叶。
指纹锁发出一声低沉的蜂鸣，门开了。办公室里拉着百叶窗，下午的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斜斜地铺在地板上。空气干燥而沉闷，混着打印机墨粉的残余气味和一种淡淡的、植物枯萎后才会散发出的清苦气息。那盆绿萝安静地躺在窗台上。藤蔓已经瘪了，叶子卷成一个个青黄色的小筒，用手指轻轻一碰就簌簌地碎成粉末。花盆里的土干得裂了缝，裂缝深得能看见盆底的陶粒。
笑媚娟没有立刻走过去。她站在门口，一只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就那么远远地看着那盆枯死的绿萝，像是看着一个等了她很久很久、终于没有等到的人。她想起自己最后一次给它浇水的情景——那天她去茶水间接水，顺手把杯子里的凉水倒进花盆。水渗得很快，土面上冒起几个小气泡，她想，明天该买一袋营养土回来换盆了。然后她接了个电话，毕克定打来的，说东京那边的布局出了点状况，需要她马上飞过去。她挂了电话就拎起包往车库跑，手里那半杯水一口气喝完倒扣在桌上，外套搭在椅背上忘了拿，绿萝的事更是忘得一干二净。这一忘，就是三个月。
她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这个习惯是在东京养成的，毕克定每次回套房第一件事就是把车钥匙扔在玄关的托盘里，她看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也学会了。然后她脱了高跟鞋，光着脚走到窗台前面，蹲下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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