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都会率领贵族大臣前往田猎场狩猎，还规定“贵族子弟需通过田猎考核方可参军”，客观上提升了商朝贵族的军事素养。
二、开辟田猎场的过程中，商朝军队与平民清理了大片荒地，砍伐了茂密的树林，这些土地虽主要用于狩猎与放牧，但也为后续的农业开垦打下了基础——部分靠近殷都的土地，后来被开垦为农田，增加了商朝的耕地面积。
三、田猎场中的野生动物（如鹿、野猪、狐狸等），不仅是狩猎的目标，也是商朝重要的资源——兽皮可制作皮甲，兽肉可作为食物，兽骨可制作工具或用于占卜，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商朝的物资供应。
不过，这一贡献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田猎场的开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且主要服务于君主与贵族的娱乐、训练需求，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改善有限，无法抵消庚丁晚期昏聩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元前1147年，庚丁在位二十一年后驾崩，葬于殷都西北的“商王陵区”（今河南安阳殷墟）。他的儿子武乙继位，成为商朝第二十七任国君。
庚丁留下的，是一个“隐患重重”的江山：
羌方虽被削弱，但仍在西北边境骚扰，且与周方（周部落）逐渐产生联系，为后续“周羌联合灭商”埋下伏笔。
晚期的奢靡与巫教专权，导致贵族离心、民怨沸腾，农业生产因缺乏管理而下滑，商朝国力再次衰微。
巫师阶层掌握了部分朝政权力，武乙继位后，不得不面对“如何夺回王权、打压巫教”的挑战。
从历史评价来看，庚丁是一位“功过交织”的君主——他在位初期凭借出色的军事战略，打击了羌方及其盟友，巩固了西北边疆，展现出“有为之君”的潜质；但晚期却因耽于享乐与沉迷巫教，亲手摧毁了前期的成果，成为商朝由“短暂复苏”走向“进一步衰微”的关键人物。他的统治，如同殷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波折”，既见证了商朝最后的军事荣光，也预示了王朝覆灭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