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块长方形的亮斑。光里有灰尘飞舞，细小的金色颗粒，成千上万，旋转，上升，又沉落。陈明月看着那些灰尘，想起小时候在台南乡下，夏天的午后，阳光穿过老屋的木窗格，照在榻榻米上，光里也有这样的灰尘。母亲在灶间煮饭，柴火噼啪响，米饭的香气飘过来。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落的声音很稳，咚，咚，像心跳。
那时候她几岁？八岁？还是九岁？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饭特别香，因为父亲劈完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两块麦芽糖。糖化了，黏在纸上，她和弟弟一人一块，舔得手指都黏糊糊的。
弟弟。
陈明月闭上眼睛。弟弟如果还活着，今年也二十了。可弟弟死的时候才十三岁，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弟弟是去街上买铅笔，被流弹打中的。子弹从后背进，前胸出，留下一个碗口大的洞。她抱着弟弟回家，血浸透了她的衣服，黏黏的，热热的，到家时已经凉了，结了痂，像一层红色的壳裹在身上。
母亲看到弟弟的尸体，没哭，也没叫，只是慢慢坐下来，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的眼睛就坏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邻居说是哭坏了眼，可陈明月知道，母亲根本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流。有时候，不流泪的悲伤，比嚎啕大哭更伤身。
从那天起，陈明月就恨。恨那些开枪的人，恨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恨所有让一个孩子上街买铅笔却回不了家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要恨的不是某个人，是某种制度，是让子弹可以随便射向孩子的制度。
再后来，她遇到了林默涵。
不，不是林默涵，是“沈墨”。那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永远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的男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高雄港的仓库，他检查一批刚从香港运来的布料，手指捻着布料的边缘，对着光看纹理。苏曼卿介绍她：“这是沈先生，做布料生意的。这是陈小姐，在纺织厂做工，对布料很懂。”
她伸出手，他轻轻一握就松开。他的手很凉，像玉，可握力很稳。他看着她，眼神透过镜片，温和，但深不见底。他说：“听说陈小姐能分辨出三十种棉布的支数？”
她点头。其实她能分辨五十种，但没说。
“那正好，”他从样品里抽出一匹布，“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少支？”
她接过来，对着光看，用拇指和食指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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