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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飞往新加坡的客机上，桑松的眼前浮现过了自己走出马尼拉大学城之后的一幕幕经历的回忆。他真正离开大学城、摆脱学者的身份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却仿佛比他在大学里教书的十几年还要漫长。走出大学城的他是欢呼雀跃的，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将古国一教授的理想化为现实而衷心地喜悦。而现在，他的理想仍在，热血已经冷却。
要推动的革新事业太多，遇到的阻力也太多了。因东盟的旧格局而受益的大亨们竭尽全力地反对跨中南半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些拥有着广袤土地的当代领主则疯狂地抵制兴亚会重新分配土地的计划。依靠东盟军掌握的暴力，桑松艰难地执行着韩处安和他自己的命令，可是他只能消灭那些反抗的个人，却不能消灭反抗的群体。更不妙的还等在后面，并不是所有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盟友都会继续维持这种关系，钟复明的角色变换就是其中的反例。
若双方之间仅仅是利益冲突，桑松也并不觉得他和钟复明之间存在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一些表面上支持革新的东盟军将领或兴亚会干部，反而和桑松缺乏共同语言，他们不赞成桑松的许多观点，可只要桑松在不去过多地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前提下承诺为他们创造一个更稳定、更有发展前进的新环境，这些人多半都会乐意多一个新合作伙伴的。
钟复明不同，桑松清楚地了解这一点。那不是利益的冲突，是藏在骨子里的仇恨和敌视，是信仰之间的战争。他知道，钟复明瞧不起他，瞧不起他这个人，也鄙视他的所有理念。这种在桑松眼里和小孩子赌气一样无聊的态度，恰恰是危害最大的、最缺乏调和余地的。钟复明不相信桑松推动的革新能够让东盟迎来崭新的明天，而他梦想中的图景对桑松来说同样是人间地狱。
桑松的短途旅行很快结束了，他在机场等到了迎接他的专车，这支车队会护送他前往香巴拉浮岛。每一次来新加坡时，桑松都会用心地听一听市民之间的聊天，他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了解到更真实的公民的态度。2月下旬东盟军再次和自由南洋联军开战后，肉眼可见的压力砸在了东盟公民们的头上。纵使陈永春用尽其才能挽救局势，也不能避免东盟的公民们产生更多的不满，到头来他本人反而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这也是钟复明趁机发难的原因之一。
车队经过国家重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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