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朱元璋眼中，任何超出职责范围的交往和议论，都可能隐藏着结党的苗头。
“陛下圣虑周详。学官清流，确应表率士林，专注教职。”
张卫国谨慎道，
“然则，文人雅集，自古有之，若仅为切磋学问、吟咏性情，似亦无大过。是否可下旨申饬，令其注意行止，专心教学，以观后效？”
朱元璋冷哼一声：
“申饬？若申饬有用，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这些人，读了几本书，便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实则眼高手低，最易被人蛊惑，也最喜私下非议。”
“胡惟庸、蓝玉案中，牵涉的文人还少吗？往往就是这些清谈之辈，摇唇鼓舌，扰乱视听！”
他提起朱笔，在那几个名字上重重划了一道，
“全部革职，永不录用！让吏部重新选拔老实本分、专心教职之人！”
张卫国心中一叹，不再多言。
他知道，在朱元璋晚年的统治逻辑里，
预防远重于纠错，宁枉勿纵是潜藏的准则。
这种高压，确实极大地抑制了官员的腐败和结党，但也窒息了官僚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使得官员们只求无过，不敢有为。
更让张卫国忧虑的，是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日益复杂的期望与不满交织的态度。
朱元璋对朱允炆的培养可谓倾尽心血。
不仅亲自教导，还为他配备了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儒讲学，如方孝孺等，并让齐泰、黄子澄等少壮派文臣陪伴左右，参与机务。
他希望将孙子培养成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仁君，但同时又迫切希望孙子能迅速掌握他那些残酷而有效的权术手段，以应对他死后必然出现的复杂局面。
这种矛盾，在祖孙的日常相处中显露无遗。
一次，朱元璋拿一起地方豪强勾结胥吏、欺压百姓、隐匿田产的案子考校朱允炆。
朱允炆看完案卷，义愤填膺：
“皇祖父，此等豪强胥吏，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实属可恶！当严查严办，将首恶明正典刑，追还民田，以儆效尤！”
朱元璋问：
“如何严查？地方官若与他们有勾结，如何查得清？”
朱允炆道：“可遣朝廷专使，或令邻省风宪官越境审理，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专使？风宪官？”朱元璋摇头，
“他们就不会被收买？就不会官官相护？”
“就算查清了，按律处置，这些地头蛇在地方盘根错节，判了几个，就能根治吗？”
“他们的子弟、姻亲、党羽，会不会怀恨在心，将来伺机报复，甚至煽动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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