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高考。考场设在江城一中，三天时间。最后一门考完出来时，天上下着细雨。黑龙在人群中看见父亲，举着家里唯一的黑伞，站在校门外最显眼的位置。
“考得怎么样？”父亲问，声音很平静，但拿伞的手有点抖。
“还行。”黑龙说。其实他感觉不错，尤其是语文和政治，作文题目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他写了整整三页。
等待成绩的日子漫长。黑龙去船厂做了临时工，和父亲一起。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累的两个月，每天搬铁件、刷油漆，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水泡，最后变成厚茧。
但他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亲——理解了那些沉默背后的疲惫，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回家后总是一句话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船厂正在经历改制，老工人们既期待又惶恐，不知道铁饭碗还能端多久。
8月的一天，邮递员在楼下喊：“江卫国的挂号信！”
全家人都冲下楼。是录取通知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侦专业。父亲把那张纸看了又看，母亲哭了出来，邻居们围上来道喜。
那天夜里，父亲买了一只烧鸡一瓶酒，全家吃了顿好的。父亲喝多了，拍着黑龙的肩膀说：“儿子，当警察...要当个好警察。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黑龙用力点头。窗外，江轮鸣笛，悠长而深沉。
沈阳的冬天比江城冷得多，风吹在脸上像刀子。黑龙来自南方，第一年差点没冻哭。但他没时间矫情——警校的纪律比传说中还严格。
每天早晨五点四十起床，六点出操，无论寒暑。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牙刷毛巾朝一个方向，走队列时连摆臂的高度都有规定。黑龙的班长是个东北人，叫赵大刚，嗓门大脾气暴，但护犊子。有一次黑龙因为南方口音被高年级的取笑，赵大刚差点跟人打起来。
“咱们一班的人，只能我骂，别人不行！”赵大刚这么宣布。
专业课程比想象中难。现场勘查、痕迹检验、法医学、犯罪心理学...黑龙发现自己要学的太多了。他最喜欢的是案例分析课，老师会把真实案件的卷宗（隐去敏感信息）发下来，让他们模拟侦破。
第一次独立分析案例，黑龙就闹了笑话。那是一起看似简单的盗窃案，他按照教科书上的思路，从动机、手段、现场痕迹一路推下来，锁定了一个有前科的重点嫌疑人。报告交上去，老师的评语只有一行字：“过于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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