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跑到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江风正烈。
黄浦江上的浪头被风推着往岸上撞，撞在石堤上碎成一片白沫，溅湿了码头上那些扛活的苦力的裤脚。小火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有的尖锐，有的沉闷，混杂着搬运工人的号子声、小贩的叫卖声、人力车夫的吆喝声，把整个十六铺搅成了一锅沸腾的粥。
她站在码头边上，胸口剧烈起伏着，一只手按在衣襟上——不是按着玉佩，是按着自己那颗跳得几乎要蹦出来的心。
在哪？
她在人群里来回扫视，眼睛瞪得发酸。码头上的人太多了，挑担的、扛包的、拉车的、等人的，密密麻麻的人头在午后的阳光下晃动。她踮起脚尖，目光掠过一顶顶毡帽和草帽，忽然定住了。
就在码头石阶旁边的那棵歪脖子柳树下。
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妇人坐在一个旧包袱上，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在脑后绾了一个髻，被江风吹得有些松散，几缕碎发贴在额角上。她的脸被日头晒得黝黑，眼角的皱纹像水乡河面上被风吹开的波纹，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她手里攥着一方手帕，正焦急地四处张望，那个动作贝贝太熟悉了——小时候她放学回家，养母就是这样站在村口的老樟树下，攥着围裙往路尽头张望。
妇人旁边站着一个老汉。老汉撑着竹杖，右脚微微悬空，不敢着力。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子，肩上打了两块补丁，裤腿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纵横交错的青筋。他的脸比三个月前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在水上讨生活的人，眼睛都亮。
竹杖在他手里微微发抖。
不是怕。是累的。
贝贝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她张了张嘴，想喊一声“爹”，但那个字堵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江风灌进她的嘴里，灌得嗓子眼发干。
然后养母转过头来。
隔着攒动的人头，隔着码头上蒸腾的热浪和灰尘，隔着三个月零十一天的分离，母女俩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养母手里的帕子掉在地上。她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差点被包袱绊倒。她的手往前伸着，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
“阿贝！”
这一声喊出来，码头上的嘈杂仿佛被什么东西压下去了一瞬。不是压下去，是贝贝的耳朵自动过滤掉了所有的声音，只剩下那两个字。
她跑起来了。
脚下是坑洼不平的石板路，她差点被一个麻袋绊倒，踉跄了两步又稳住，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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