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借韵而非创魂，但拿百年白话文对标西方六百年小说史，本质是用短跑比长跑。
其实汪曾祺的“烟火气”、阿城的“棋道禅意”这些东西是可以提一提的。
但是太少了。
格拉斯微微挑眉，往前倾了倾身子：“可这些作品，为什么在西方很少被提及？是传播的问题，还是它们缺乏‘世界性’的共鸣？”
“两者都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性’，不是用西方的尺子量出来的。”
许成军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翻到《红绸》的节选，“比如我写的《红绸》，没学马尔克斯的‘魔幻’，也没学您的‘怪诞’，只写黄思源藏在红绸里的木梳、春燕绣了一半的手帕。
这些‘小物件’里，藏着中国士兵的家国情怀。
在西方，可能觉得‘不够先锋’，但在中国，有老兵读哭了，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有学生说，终于懂了‘保家卫国’不是口号。这种‘本土共鸣’，难道不是一种‘世界性’？”
张威连突然插话，他觉得这一刻的许成军好似背负了太多东西。
在所有人都觉得理应后退的时候，他一个人逆流而上。
你凭什么？
你想当英雄？
你当得了么？
他笑了，“君特，许说得对。中国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只是我们的现代性，是‘带着根的现代性’。
就像这梧桐，要先扎在土里，才能长出新枝。许的《试衣镜》，用‘镜子’写普通人的渴望，既有鲁迅‘批判现实’的影子，又有宋代‘以物喻情’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声音。”
格拉斯没立刻回应，低头喝了口茶，目光落在《清明》杂志的封面上。
过了半晌，他忽然问：“那你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向世界’？西方读者要多久，才能听懂你们的‘声音’？”
“不需要‘走向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在故事里。”
许成军的回答出人意料，却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去年恢复高考后，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有学生写知青的岁月，有学生写工厂的变迁；
年轻作家在用新的手法写现实——这些故事，不需要刻意‘讨好’西方，只要把中国人的日子写透，自然会有人听懂。
就像您的《铁皮鼓》，没刻意迎合非德国读者，却让全世界读懂了德国的创伤。中国现代文学，也在走这样的路。”
一旁听着这对话的作家、学者们有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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