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丁鸟统、抬枪、劈山炮为主，且质量参差不齐。
依末将看，骆秉章、张亮基、江忠源、乌兰泰等人，采取的乃是守内虚外之策。他们将有限的粮、最精良的器械，以及稍堪一战的兵力一如楚勇、广府兵和装备了新统的长沙协绿营精锐全部收缩、集中到了长沙城。不计外围州县得失，倾尽全力，确保省垣不失，以图拖延时间，等待变数。」
说到这里，罗大纲又补充了一些细节：「当然，并非全无例外。在攻打湘潭、醴陵时，我军曾遭遇小股较为顽抗的楚勇或绿营军官亲兵队，其中偶见零星几杆褐贝斯或类似的洋枪，应是军官私购或上官特赏，用作保命之用，数量极少，对战局影响微乎其微。至于萍乡的江西绿营和民团，那就更不堪了，连像样的鸟统都凑不齐多少。倒是缴获的大烟枪比鸟铳还多。」
彭刚端起承宣官刚湖上的热茶，轻轻吹去浮沫，示意罗大纲就坐喝茶，问起罗大纲另一个问题：「前些时日我们向长沙城内投放了大量的传单，如今可有回响？城内有何反应？」
罗大纲接过黄胜递来的热茶，一屁股坐在绣墩上，端著茶盏说道：「回殿下，成效确实有，且比预想的要好。经过这一年多的监视袭扰，长沙城内军民的士气、心气，早已不能同我们第一次包围长沙时相提并论了。
据各渡口、哨卡的统计及出降的清军营勇口供印证，自大规模投放传单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已有约四五千长沙城内百姓，想尽各种办法拖家带口离开了长沙城。
他们多是城外和他处有亲可投，或实在不堪忍受长沙城内日益严峻的生存压力和恐惧离开的长沙城。
城内清军营勇中，开小差、携械出城渡江来降者，已有一千九百余人。这些人，多是看到或听闻了劝降书内容，加之对守城前途绝望，才下定决心出城渡江投降。其中不乏有千总、把总、外委等低级军官。」
1851年太平军第一次途径长沙，围攻长沙时，长沙军民的守城士气很高，民心、军心皆可用，彼时守卫清廷军政大员方才得以组织动员城内民壮，守城，长沙城内的大户也舍得出钱出粮。
故即便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杨秀清已经在长沙城南墙轰出了一个缺口，并不计代价地往缺口填广西老兄弟，还是没能如愿攻入长沙，取长沙为小天堂。
如今仅靠数万张传单，在大军还没正式围城的情况下，就有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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