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俊喝了口茶水，肃然道：“儿子不针对儒学，针对的是儒学的一家独大。”
后世对儒家之讨论，可谓毁誉参半，其对华夏文化之贡献毋庸置疑，但唯我独尊之地位对于华夏之危害却也不容辩驳。
儒家文化长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在塑造民族性格、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经典等方面有巨大贡献。
但任何思想一旦“一家独大”、失去制衡与批判，其负面效应也会非常明显。
房玄龄很是困惑：“一家独大又如何？正因独尊儒术，才会使得民心稳定、江山稳固，倘若‘百家争鸣’岂不重复春秋战国乱世分裂之割据？”
房俊则道：“剑有双锋、气分阴阳，穷则末路、物极必反，学术分裂固然危害重重，但一家独大却也遗祸无穷。”
他明白父亲的顾虑、不解，当下之儒学尚处于蓬勃发展之阶段，看上去锐意进取、普照世间。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任凭儒家这般恣无忌惮、无可抵御的发展下去，终究会走向毒害华夏之地步。
“思想是要相互碰撞、且兼容并蓄的，当一种思想无所克制、一家独大，其最终之结果必然成为维系自身利益之利刃。”
虽然汉代以后并非完全禁绝其他学派，但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原本活跃的学说被边缘化，其合理成分如法家的制度设计、墨家的逻辑与科技无法进入主流。
学术生态从“百家争鸣”退化到“注经释经”。
科举以儒家经典为唯一考试范围，读书人毕生精力耗费在章句训诂、义理阐发上。导致中国古代在逻辑学、认识论、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系统性发展严重滞后。
这种思想垄断直接导致思想与学术的单一化，彻底扼杀创造力与批判精神。
儒家之所以在早期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是因其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的批判传统，但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便开始垄断政治制度，将一切思想、学术之发展用以巩固其垄断统治，直至将“三纲五常”绝对化为宇宙法则、世间运行之“天理”，把“忠君”推到高于一切的位置。
当儒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思想成为普世信条，便已彻底沦为腐朽。
尤为严重的是儒家在政治上的僵化与专制强化使得皇权失去有效制衡，所谓的“天人感应”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以往之儒臣常以“天命”“灾异”谏君，但当皇帝利用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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