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所在的朝代，科曼还是有所了解的，雍正虽然比较不善于刀兵相见，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对南方的少数民族不用顾虑太多。
估计在教科书上着重提及的改土归流，过程也不是这么温和。
越南这个南方小中华，在知道临近的清朝西南地区在进行改土归流，有样学样在正常不过了，二十一世纪越南都是这样。
早就说过了，东方大国的两个邻国越南和朝鲜，实行的所有政策加在一起，不敢说全部，几乎就是东方大国一大半实行过的政策。
这都是从古代一脉相承过来的，总是表现出来比东方大国开放的就是越南，比东方大国保守的则是朝鲜。
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朝鲜明显是重工业偏科，越南则是紧跟着实行了开放政策，在东方大国眼皮底下演示了过于保守是什么样，步子迈大了扯到蛋又是什么样。
越南也开始觉得过于开放只会沦为代工厂，什么都积累不下来，权力开始集中。
科曼没空对这一小部分苗人的遭遇长吁短叹，要不他建议王能楚去找鄂尔泰谈谈？
当然该做的还是要做，科曼邀请王能楚找一个饭店，其实就是去堤岸吃点东西，吃东西只是顺便，作为西贡的一部分堤岸还是相当繁华的，主要是让王县长看一看，心里有一个期待。
不指望路边社声称李鸿章去纽约的效果，但美好生活他相信也是苗人追求的，哪有民族天生就喜欢深山老林生活？不都是被逼的么。
王能楚所代表的苗人更加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可是在两个国家都碰上了改土归流，不然怎么会这么大的怨气。
“堤岸是华人的聚集区，法国以自由平等博爱著称。我们当前的政策是推动法属印支的民族平等，组成一个繁荣的法属印支联邦。”科曼满脸淡漠的起高调，“对待苗人我们也是这个态度，我们既要反对大越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区民族主义。”
这话说得科曼自己都觉得虚伪，越南和东方大国不太一样，越南的改土归流难度比东方大国难度低的多。
要不是法国入侵打断了越南的地区强国之路，以越南主体民族的体量，没有什么难度很大的地理障碍，是很有可能成为民族国家的。
东方大国就不同了，东方大国的地理板块东北都算是难度低的。
如果汉人去草原的话，是按照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还是用传统农耕的生活方式？如果用农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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