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一旦滋生，便迅速变得坚定。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逃避的选项，更像是一把钝刀子，一把他准备用来割断那些无形绳索、也或许会割伤自己的钝刀子。
他感到一种近乎残忍的痛快。
回到四合院，天色已晚。
院里一如既往地死寂，只有易中海那间小屋还亮着昏黄的灯，窗户上映出他佝偻着咳嗽的身影。
何大清屋里传来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
秦淮茹家窗户黑着，可能还没回来，或者在里屋做活。
傻柱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去易中海屋里看看，或者回家生火做饭。
而是径直回到自己那间冰冷杂乱的小屋，关上门，坐在炕沿上，就着窗外微弱的天光，开始仔细盘算。
第二天一早。
傻柱没有直接去上班，而是先去了饭店人事部门。
他记得王建国提醒的“依法依规，按政策来”。
人事科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听他吞吞吐吐地问起内退政策，有些惊讶：
“何师傅，你这才五十出头，身体看着也还行，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不过，何师傅，你可想好了，内退那钱，可比你现在少一大截，以后调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
傻柱点点头，表示自己清楚。
他没有多说家里的糟心事，只说自己身体不太好，精神压力大，想歇歇。
人事科看了他憔悴的脸色，也没多问，给了他几张表格，让他回去填好，电话通知了饭店的老板娄晓娥签字，再交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傻柱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一下班就急匆匆赶回来，生怕耽误了给易中海买药、做饭。
他也不再对何大清的抱怨和指使有求必应。
他甚至减少了去秦淮茹家探望的频率。
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跑内退手续上。
找车间主任，主任有些惋惜，劝了几句，但见他态度坚决，也就签了字。
娄晓娥没多说什么，也批了。
表格交回人事科，走流程需要时间，年底前应该能办下来。
傻柱的变化，院里人很快察觉到了。
最先感到不安的是易中海。
傻柱不再每天雷打不动地来他屋里报到，送饭、打扫、陪着说话的时间明显少了。
买的药也似乎没以前“及时”了。
易中海拖着病体，挪到门口，看到傻柱下班回来，赶紧叫住他，用那种惯常的、带着哀求和道德压力的语气问：
“柱子，这两天忙啥呢？怎么老不见人影？我这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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