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是所谓的穷秀才！
他们除享受合法正当的经济利益和非法获利外，这些秀才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当官者和平民面前，均具有一种身份。
官员对秀才，“有礼貌之施，有爱养之义，有勉励之道”，秀才可以得到当官的礼遇有加，而没有笞、捶之辱。
在平民面前，秀才穿着用玉色布绢缝制而成的宽袖圆领襕衫公服，头戴纱帽，显得体貌隆重。
平民不可以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秀才还可以决定县吏的职务升降。
因为自宣德始，秀才与乡绅开始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县里若要发展重大社会公共事业，首先要听取和征求秀才、里老、甲长们的意见。
二是布、按两司及巡按监察御使考察当地官员时，主要听取秀才、里老和甲长们的意见。
所以，秀才与县官们往往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相互利用。
秀才本也是明朝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但从明代中叶后，由于秀才人数急剧膨胀，而官职有限，因而使秀才的仕途受堵，真正能当官的秀才少而又少。
龚鼎孳还说，顾炎武空闲时曾估算过，每县以300个秀才计算，崇祯死之前，大明应该有50多万个秀才。
由于不能做官，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再加上科举考试制度衍生出来的空疏腐败的学风，使得只会清议空谈、满口仁义道德却没什么真才实学的秀才们，整天无所事事。
闲着心慌时，他们就纠众滋事，干预和破坏地方事务，搞得地方上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这些人或者勾结不法官吏，胡作非为，而官府又不能惩治他们。
官府如果一旦有拂秀才意的，他们这些人则群起而哄。
这主要是由大明的官吏制度造成的。
龚鼎孳还说，鉴于此，顾炎武曾撰写《生员论》，严厉批判了秀才们的上述种种丑恶行径，并强烈主张废除秀才。
顾横在龚鼎孳说到这里时，忍不住打断道：“此言差矣，读书人多，如果安排妥当，其实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况且，我之前没有听顾大哥说过有关秀才的这些事啊！”
“那是因为顾绛后来看你又是弄工业山庄，又是弄道天商行，又是弄新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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