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五一过后三天，共和国为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工业产量，急需节约能源，便决定正式开始实行夏时制。
于是从5月4日到9月14日，华夏内地新执行的时间就要比正常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了。
并要求全国人民学习节电节水的必要，早睡早起。
所谓夏时制，又叫经济时或日光节约时间。
这个概念最早是1784年由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来的。
这个美国发明家兼政客指出，夏天天亮的得早，人们却还赖在床上十分浪费时间。
如果把时钟往后调，这将让夜晚迟些才天黑，会有效延长人们的活动时间。
然而此时的日本，正在发生的事却和华夏的政策背道而驰。
日本政府反而每天都在为日益下滑的工业生产发愁，苦心积虑想尽办法希望多耗费一些能源。
要知道，自从进入1986年，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就从1985年的5.2%下调到2.6%。
而工矿业生产指数则干脆从1985年的3.4%变成了负增长。
所以日本政府不但用行政手段给日本国内煤水电和汽油都降了价，还尽可能的增加政府投资公共事业项目。
尽可能地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多增加一些路灯，在大城市的夜晚多增加一些霓虹闪烁的营业场所。
以此来应对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给日本出口产业和实体经济造成的“升值性萧条”。
同样为此，日本的大型企业为了对冲本币升值的风险，也本能地加大了在海外的直接投资。
他们挥舞着购买力越来越强的日元，不但在美国和西方诸国一掷千金进行商业并购。
同时也为以共和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型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投资建厂。
所以说起来最有意思的事，恰恰就是中日两个国家此时呈现出的穷与富的极端对比，兴与衰的反向而行了。
只可惜无论华夏还是日本，此时并没有人能从中看到两国国运对调的大趋势。
也没人会提前知道，这其实就是两个国家命运转折的一道时间分界线。
事实上，甚至就连宁卫民也不能。
虽然他是个穿越者，天生有别人不具备的优势条件，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只可惜他的关注方向只在自己的投机生意，成天琢磨的都是怎么从经济泡沫中为自己多捞点好处，对日本的未来只记住结果就够了。
他哪儿有心思去琢磨什么国运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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