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老屋门前的土坡上，风从麦田尽头卷来，裹着泥土微腥、青穗微甜的气息。脚下的黄土松软而温厚，踩下去时微微下陷，像被时光轻轻托住。我蹲下身，指尖抠进土里，一捧褐中泛红的壤，细碎、微潮，指甲缝里立刻嵌进几粒微小的砂砾——这土，我认得。它曾在我十岁那年，埋过一只纸折的千纸鹤；在我十六岁那夜，沾在我奔跑的裤脚上，湿漉漉地印着月光与泪痕；在我二十二岁离乡那天，被祖母悄悄攥紧，塞进我行李袋最底层的布包里，说：“带着，走再远，根不飘。”
如今，我回来了。
不是衣锦，亦非荣归。只是签证到期，项目暂停，城市公寓的租约也恰好在梅雨季前结束。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解开系绳，里面是那捧干透的土，结成薄薄一层硬壳，却仍散着极淡的、陈年麦秸与灶膛余烬混合的暖香。我把它放进随身的旧铁皮饼干盒里，盒底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糖纸——那是林砚送我的第一颗水果硬糖，橘子味，糖纸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等你。”
他写的时候十七岁，我十六岁。
那年夏天特别长。蝉声稠得化不开，日头白得晃眼，晒得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都发烫。我刚中考完，没考上县一中，只拿了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蹲在院门口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没说话，可烟灰落了三次，都掉在自己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那是他沉默里最重的叹息。母亲在灶房剁猪草，刀刃一下一下砸在砧板上，笃、笃、笃，像在替我数着失重的未来。
只有林砚来了。
他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竹筐，筐里是刚摘的黄瓜、西红柿，顶上还盖着一片宽大的芋叶，叶脉上水珠未干。他跳下车，额角沁汗，衬衫领口敞着两粒扣，露出一小片被太阳晒成浅褐色的锁骨。他把筐递给我，笑：“赔罪。昨天抢你半块西瓜，没让你吃完。”
我接过筐，指尖碰到他手背，烫。
他没走，就靠在院墙边，看我洗菜。井水冰凉，黄瓜碧绿，我低头搓洗，听见他忽然说：“阿沅，你别去镇中学。”
我抬眼。
他正望着远处，目光落在村东那片荒了三年的坡地——原本是集体果园，后来承包纠纷，树全砍了，只剩些歪斜的树桩和疯长的狗尾草。风吹过，草浪起伏，像一片枯黄的海。
“我想把它租下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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