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但蒙古—大元政权，打遍大半个已知世界，都没有遇到这么难对付的对手了，甚至连大汗都搭了一个进去。忽必烈自己就是大汗暴死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清楚这里头的风险。
因此，从主持南征开始，他就以赋税轻作为宣传点。军队一路南下时，也是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废除南宋各种苛捐杂税。再加上南宋末年，财税系统的问题愈发严重，很多人对此颇为支持。忽必烈第一次率领东路军时，能够一改之前屡屡受挫的状况，顺利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按他自己的总结，就是因为南宋在当地的主官非常凶暴，而他及时废除了各种对百姓敲骨吸髓的赋税摇役，因此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自此之后，就一直把这一点作为原则。可以说，元朝能够迅速打破僵局，一统天下，「简宽「的赋税就是重要助力。
不过元朝立国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朝廷的行政能力比预计弱的多。放出去的事情，就根本收不回来了。
在北方延续丁税地税的同时，元朝还允许江南继续维持宋制，并且在宋代秋夏两税的基础上大幅调降基准，等于各地的税制都不一样。北方战事结束后，元廷又特令沿用宋斗斛计量，不用调整，使得纸面税率就较南宋降低30%以上。在福建，元朝甚至直接采取「自报田亩「的政策，等于朝廷成了叫花子，大家给多少，全看对大元有多少善心。而且即便明知这样会大量瞒报，仍维持低税率。
而且，元廷似乎分不清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农民之间的区别。政策过于「宽省」，官府又没有执行能力，使得连这种纸面上的税收都无法维持。在蒙古军户几乎完全破产、河北军户也在承受实物征发与钞法贬值双重压迫的同时，江南地主反而可以通过各种手法，继续逃避税收。这些或合法或不法的手段，甚至都能叠加————哪怕在湖州这样的江南核心粮产区，地主都能通过「以熟为荒「等手段，继续降低税率。只这一种办法，又能免去三分之一。
结果，人口繁盛、富甲天下的江南，提供的税赋只占了元廷总收入的2.7%，当时的名人也纷纷在江南广置田产。像是名士赵孟，他家的田庄，纳秋粮时，一亩地只用给六升，这还是名声太大不好推脱的情况。等到元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同样无能为力。
在塞里斯乃至全世界的农耕区，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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