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存在，但大规模编撰『比』使之系统化，是东汉的风尚。
东汉的司法官员和刑律大家对散乱的判例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形成了数百万字的判例集。
他们将判例集上报朝廷，朝廷审核过后，又不断赋予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于是乎，东汉的司法官员在断案定罪时，除了查律、查令、查科，还要查比。
同一个案子，律可能说判三年，令可能说判五年，科可能说罚金了事，『决事比』里面，又可能找到更轻或更重的先例。
两汉四百余年，什么样的『决事比』都能找到，最后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所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想让你活的，就找出能轻判的依据，想让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如此局面发展到东汉末年，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层层叠叠，互相覆盖，互相矛盾，已到了难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灵之世的民不聊生与它脱不了干系。
但积重难返，后汉朝廷始终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动那部律典本身。
因为自和帝以后，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又加上天灾频发，民变四起，导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异论。
所谓『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术士根据谶纬神学推算，认为汉朝历数将尽，上天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回汉家天命，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时若敢动《汉律》，极易被扣上『变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发剧烈的政治震荡。
等到后面天下大乱，不论是汉是魏还是吴，都是《汉律》与本政权科条并行的状态，因为大家都要宣示自己承袭两汉的正统地位。
丞相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所制《蜀科》，也就是如今的汉科，同样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更多是一部因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法规。
大汉夺下关中后，蜀科便已不适用于关中的情况了，于是又在原本蜀科的基础上增删修改以适配关中，给这套本就累赘的体系又加了码。
因为关中实行的《汉科》与益州实行的《汉科》虽然同名，其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
丞相在关中，倒还能好好梳理。
可如今荆州克复，大汉又要针对荆州的情况制定一套《荆科》，甚至交州也将拿下半壁，到时——还有谁有丞相这样的能力？至少费祎、董允等重臣在荆州已忙得焦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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