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迷乱，国之不国，天下必覆！』
『不对，不对！』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老夫所论，乃定后之策也。既定之，当无有战，更无七国之患也。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宛如莲县蓝田之事，又有何惧之？』
『谬也，谬也……』
『错了，错了……』
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默默的喝水吃饭，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然后分头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过早脯之后，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争的结果，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
比如律法。
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更详细，更完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
郑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传，增加律法的官吏数量，这样才有更广泛的公正。
司马徽则是表示过多的官吏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要减少律法的宣传，因为律法是最低的底线，整天宣传底线有什么可光荣的？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导，这样才能提升民众的水准。
郑玄说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律法可以引导人更加趋于善良而惧怕为恶；但是司马徽却觉得既然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就应该直接解决矛盾的根源，而去加强律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会越发的引导民众去看律法有没有漏洞可钻……
于是两个人就产生剧烈的争吵。
郑玄是有些偏向于愚忠派。
在郑玄的观念当中，臣子必须向君主尽忠，无论君主的好坏。
而司马徽则是相对派。
司马徽的观念其实有些像后世之人，老板给多少薪水，决定了忠诚度是多少。
其实儒家对于君臣的观念，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并没有所谓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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