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很多政策、措施，都是赵煦的手笔。
可苏轼在这里面也是掺了不少私货。
譬如说，登州养济院，以地方公使钱三千贯为本，建造渔船、商船，租赁给商贾，然后拿着得到的收益，作为养济院的开支这个制度，就是苏轼的个人意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于是，登州养济院，收容孤寡老人数百，为其养老、送终。
当然了，养济院内的待遇，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孤寡老人在其中，只能说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一日三餐能有粥饭可食，死后能有一副用船厂造船剩下的边角料打造的薄棺下葬而已。
至于其他的什么道士和尚念经超度、祈福，平日的医药，都是靠着苏轼刷脸的免费服务——很多大和尚和牛鼻子，和苏轼关系都不错。
这些人看在苏轼的面子上，才肯免费为养济院的孤寡老人看病、施药、念经。
苏轼离任后，这些服务就肯定是要收费的了。
此外，登州还拿着地方上结余的宽剩钱，给船厂下订单，然后再把造出来的渔船，以每次出海所得鱼获的三成作为租费，租赁给贫困渔民。
这也是苏轼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下的结果。
“学士不必自谦！”赵煦摆摆手，说道：“说起来，叫学士长期在登州牧民，是朕愧对学士了！”
大宋之制，地方亲民官，一任一般二十四个月，最多三十六个月。
但自真庙以来，因为冗官加剧，所以，大多数知州，都坐不满一任。
通常，能在一地为官十二个月的，就算合格了，吏部会承认其已任满。
没办法——官员越来越多，但差遣却是有限的。
赵官家们只能通过极限压缩官员任期，来提高官员轮换速度，争取做到待阙的官员们，都能轮到一个差遣。
不至于出现有官员，在吏部待阙待到头发都白了，也没等到差遣的悲剧。
故此，像苏轼这样，在一个地方，任职接近四年的，在最近百年，属于是极为极为罕见的例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真是赵煦亏欠了苏轼。
毕竟，知州资序，对苏轼来说，其实可有可无。
最初，其去登州为官，其实就是张方平和司马光安排的，让他走个过场的任命。
甚至，在最初的计划里，苏轼都不需要到登州上任，在路上就会有旨意将其召回。
就像司马光最初去陈州上任。
这都是象征性的任命，就是为了给将要提拔的人镀金，使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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