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巡抚杨嗣昌！”
袁可立给出了答案并解释道：“此人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泰昌元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因请饷银安兵散民，得罪了魏忠贤和东林党，于是称病挂冠，隐居家乡。
虽然隐居家乡，但建奴侵犯，辽东告急，于是他将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呈送朝廷，以期待能给予一些帮助。
这本书虽然不是开创性思想著作，但可以清晰看到一个末日王朝的决策者：他洞察问题，提出方案，调动资源，最终却加速了体系的瓦解。
这对于主政的官员来说绝对是一本很好的学习书籍。
陛下登基后，启用他为河南巡抚，虽然在地方，但在河南的救灾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规划与全局视野，更有强大的行政执行力与财政手腕。
若是在工部有建树，或许未来也能入阁，到时候也是一把好手。”
“杨嗣昌？”
崇祯轻声重复了一句，眼中闪过丝丝的思索之色。
袁可立不知道，但崇祯很清楚，这位在历史上的评价却充满争议，堪称 ‘明末最具能力的救火队长，也是最具争议的亡国推手’。
能力方面那是毋庸置疑的，为剿灭流寇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统筹能力。
在应对辽东与内地‘双线作战’困境时，他主张 ‘必安内方可攘外’ ，战略虽有道德风险，但在逻辑上是解决明末战略困局的唯一理性选择。
且为支撑其平寇战略，他力主加征 ‘剿饷’和 ‘练饷’，这证明他深谙明末财政死结，并敢于用极端手段强行攫取资源以维持战争机器。
更是主张‘因粮输饷’，尝试建立更有保障的军费体系。
种种策略和手段，都展示出了他极强的能力。
可劣势也很明显，那就是他的政策深刻迎合了崇祯帝 ‘急于求成’、‘不愿承担根本改革责任’ 的心理。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个人能力越强，执行力度越大，就越快地将明朝推向了系统性崩溃的终点。
他是一位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案，为错误的老板，竭尽所能的杰出执行者。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是一位明君，诸如自己，那杨嗣昌的迎合皇帝心理而提出的策略那就是帮助皇帝解决正确的问题。
至于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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