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她从库尔勒工地直接赶回来的，衣服上还沾着泥土。秘书小赵跟在后面，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阿依江头也没抬，脱下沾满泥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阿书记，明天早上九点有个会，是兵团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您看要不要推迟？”
“不用。”阿依江坐下来，打开桌上的台灯，“照常开。”
小赵犹豫了一下：“您今天一整天都没休息，从库尔勒跑回来，明天又要开会——”
“小赵，”阿依江打断她，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那两个工人还在ICU里躺着。我一个开会的人，有什么资格喊累？”
小赵不再说话，把文件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阿依江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被北疆的风沙磨砺过的脸，线条硬朗，眉宇间有一种男人的英气。但此刻，她只是一个疲惫的女人。
她想起今天在工地上的情景。那个四川工人的老婆，从老家赶过来，一下车就瘫在地上，哭得喘不上气。
她扶着那个女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能说什么？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他”？说“没事的，会好的”？
那些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压不住那么重的恐惧。
后来人救出来了。那个女人的老公，被担架抬出来的时候，还活着。
她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阿依江拉她起来，她不肯，嘴里一直说：“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阿依江心里堵得慌。她不是领导。在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和那个女人一样的、害怕失去的人。
她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文件。第一份是红山牧场的报告——
杨威昨天交上来的，厚厚的，密密麻麻。她翻了翻，看到了哈布力大爷的名字，看到了那些羊的数据，看到了牧民们的签名——
有些是汉字，有些是哈萨克语，有些只是一个红手印。
她想起那天在哈布力家，杨威给她倒的那碗茶。那碗茶是咸的，牧民们喝的砖茶，加了盐和奶。
她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看来自己变了，她也有哈萨克人血统。
但她看到杨威面不改色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和牧民们碰碗、干杯，笑得像个孩子。
她突然觉得，杨威变了。那个从小被她看着长大的、吊儿郎当的、满世界乱跑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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