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开始仔细翻阅人事档案部分。样本量足够大时，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现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尤其是企业干部的“最高学历”一栏，填的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偶尔有“中专”，而“大专”及以上者凤毛麟角。
这清晰反映出，前些年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很少能进入这些县属国企的管理层核心，大多在技术岗位或基层科室。
寒门子弟苦读跳出农门，来到县城，却往往在复杂的人情网络和论资排辈的国企文化面前止步，难以真正成为决策层面的“贵子”。
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是企业缺乏创新活力、管理僵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必须打破这种局面，”我暗自思忖，“要推动一批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走向企业领导岗位，哪怕先从副职干起。”
翻到棉纺厂领导班子部分，厂长马广德那张标准的证件照映入眼帘。照片上的他面容肃穆，目光平视，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一种近乎刻板的“正气”。
仅从面相看，谁也无法将这张脸与“腐败”、“渎职”直接挂钩。我心中冷笑：果然是“道貌岸然”四个字的最佳注脚。
而党委副书记许红梅的履历则相对简单：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本人最初是棉纺厂一线女工，后来嫁给了县造纸厂一名中层干部，再之后便是从厂工会、宣传科一步步升至党委副书记。
履历本身看不出惊人之笔，但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工，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跻身于曹河最大国企之一的党委领导岗位，这绝非仅靠“苦干实干”就能解释。这其中必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过人之处”，或是机缘，或是手段，或是某种特殊的“交换”。
时间在翻动纸张的沙沙声中悄然流逝。其间，又陆续有四五位县直部门负责人前来汇报工作，多是礼节性拜访和初步沟通。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这些档案材料的消化上。一天下来，虽然尚未完全吃透，但曹河县几个主要家族在政界、国企关键岗位上的分布脉络，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谱。
尤其是一个发现让我有些意外：曹河酒厂的现任管理委员会主任，竟然是钟毅书记的本家侄子，名叫钟建。
就在我看着钟建的档案，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我接起电话：“喂，我是李朝阳。”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磁性的声音，带着东原地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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