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工，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个思路。但有几个条件。”
“您说。”
“第一，私下协议要有法律效力，最好能在香港或新加坡公证。第二，协议里要明确，技术相关的一切决策，包括研发方向、设备采购、工艺改进，都由宁芯半导体决定。第三，总经理和所有技术部门主管，由我们任命。第四，利润分配按实际出资比例，而不是股权比例。第五，如果未来政策允许，我们要有权将股权比例调整到法律允许的最高值。”
老周仔细记下来：“这些条件……我觉得可以谈。我今晚就汇报。”
第十天，老周带来了好消息。
“甘先生，上面原则同意。但有两个要求：第一，合资公司要注册在上海，税收交在上海。第二，要承诺优先雇佣上海本地人，并承诺技术培训计划。”
“这些大部分都可以。”苏宁说，“但是不可能优先雇佣上海本地人，根据我们晶圆厂的未来发展，不会对某一地域人员优待。”
“那……我们重新开始谈判？”老周问。
“不。”苏宁说，“正式谈判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签两份合同：一份是给上面看的合资合同，50%对50%。另一份是私下协议，约定实际权利和义务。私下协议签完，我们立刻启动项目。”
“好！”老周松了口气，“我这就去安排。”
三天后，两份合同摆在桌上。
一份是《关于合资设立上海宁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的合同》，股权50%对50%，注册资本一亿美元，双方各出资五千万。
另一份是厚厚的《补充协议与章程细则》，足足一百多页，规定了所有实际操作的细节。
苏宁和李副主任在公开合同上签字，交换文本。
私下协议，由双方授权的代表在另一个房间签字，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签字完毕，李副主任握着苏宁的手，低声说：“甘先生，希望这个项目能成功。”
“一定成功。”苏宁说。
走出签字厅，张忠谋感慨：“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
陈伟明说：“在全世界做生意，有时候要懂得变通。”
苏宁看着窗外的上海：“只要能做成事，变通就变通。重要的是，工厂能建起来，技术能落地，人才能培养。”
“接下来做什么？”凯文问。
“买地，建厂，买设备，招人。”苏宁说，“两年后，我要看到第一片‘上海制造’的芯片下线，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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