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有什么不对。他应该听得见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听得见风吹过缝隙的呜咽声，听得见车厢里那些若有若无的、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窸窣声。可他什么都听不见，他听见的只有那个单调孤独的钟声。一声，两声，三声。沉沉的，稳稳的，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他的心口上一下一下地敲。那声音不大，可很近，近到像是从他的骨头里发出来的。
芝加哥。他是在芝加哥。外面应该是熙熙攘攘的公路，声音嘈杂，人声鼎沸。车站外面应该有人接站，应该有人打电话，应该有人在跟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可他什么都听不见。他能听见的只有那个钟声，那个不应该存在的、不属于芝加哥的、不属于任何现代城市的钟声。附近本该没有教堂。他从达芬奇那里借来的花格衬衣还披在身上，从陈笑那里接过来的一瓶水还放在膝盖旁边，行李箱还靠在脚边。一切都在，可一切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