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请求朱载坖拨银用于资助大明社学，社学原本是在县乡设置社学，这也是太祖的圣训，朱元璋曾经下达过上谕：宜令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
历代大明皇帝对于社学都是极为重视的，英宗就曾经下旨：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但是社学在大明的开展并不顺利，原因很简单，主要是缺乏经费，从孝宗以来，朝廷开支浩繁，军务、营造等事项开支巨大，频繁向地方加派，对于朝廷来说，维持开支尚且不易，兴办学校这样的不急之务自然是要放在一边。
地方州县也是困顿不堪，守令亦未曾以教养为己任，徒具文案以备查验而已。等到按察使来查考，也是依然故我，只依公文照刷而已，也不曾实地派人巡视点视，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据赵贞吉的奏报，现在北直隶的社学，当镇城郭，或但置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具其名耳，地方官员并未能恪守职责，而负责督导的按察使亦未能彻底查核，导致朝廷的正常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施行。
在东南等相对富庶的地方还好，这里的百姓富庶，各种私学甚多，这也是东南为什么在科举上远远比北方强的原因，而北方的社学已经荒废，长此以往，北方的举子就会越加的不如南方，这并非朝廷之福也。
作为分管此事的礼部尚书，赵贞吉恳请朱载坖资助社学，在北方广兴学校，推广教化，朱载坖揽奏之后，先将赵贞吉的奏疏下内阁商议。
内阁阁臣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现在在科举中，南方强于北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虽然有南北榜的保护，但是在殿试中，南方的举子力压北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从历代状元的出身就可以看得出来，嘉靖二十六年状元李春芳，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九年状元唐汝楫，浙江兰溪人；嘉靖三十二年状元陈谨，福建闽县人；嘉靖三十五年状元诸大绶，浙江山阴人；嘉靖三十八年状元丁士美，淮安清河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申时行，南直隶苏州人；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范应期，浙江乌程人；隆庆二年状元罗万化，浙江乌程人；隆庆五年状元张元忭，祖籍四川绵竹，徙居浙江山阴，今年的新科状元，孙继皋，南直隶无锡人。
一个北方的都没有，基本上是浙江、南直隶包揽了，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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